人性本私論   


 


本人20多年來的理論為人性本私


剛好看見有人持相同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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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時請務必以超鏈結形式標明文章原始出處和作者資訊 (http://www.eyii.com/news/contend/2009622/677.html ) / 李鐘琴 專欄作家,歷史學者


文章通過對於“性善論”與“性惡論”進行了深刻地分析和研究。從而為自己的“人性本私論”,打下良好的基礎,進而多角度、多側面地為自己的論題找到了充足的論據。


  人的本性是善還是惡,這是一個困擾了人類兩千多年的命題。雖然是個老問題,雖然歷代人們的觀點早已超出了“善”與“惡”非此即彼的單一選擇,但至今仍然莫衷一是。我認為,這個問題,實是一個關係到人類社會能否健康和諧發展的現實問題,甚至可以說,弄清這個問題,就找到了破解人類政治經濟社會各種難題的密碼。


  一,“性善論”與“性惡論”


  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中國人認為“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人則認為“人之初性本惡”。


  其實這種理解是不全面的。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既有“性本善”說,也有“性本惡”說,而且還出現了“人性本無善惡”說。西方除了“性惡論”,也有“性善論”,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便認為人性本善。佛教也認為人性本善。佛說“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一切人類,悉有佛性”。


  “性本善”理論的代表者是孟子。他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人之初性本善”,但其觀點已經表達得比較充分,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至於家喻戶曉的“人之初性本善”一語,則出自南宋王應麟編著的小學教材《三字經》。《三字經》開篇即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


  在孟子提出“人性本善”之後,又出現了荀子的“人性本惡”說。《荀子》中有一篇,題目就是《性惡》。文中說:“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正因為人性本惡,所以必須從小就要教孩子向善。惡是不用教的,因為人性本惡。


  應該說,在春秋戰國時期,無論是“性善說”還是“性惡說”,都只是一種觀點,誰也沒能成為“主體思想”。到了漢武帝時代,行“罷黜諸家獨尊儒術”之惡政,孔孟學說這才成為主流,百家爭鳴的時代一去不復返。雖然也有人將荀子歸為儒家學派,但其“性惡論”已不為人們所重視。


  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孟子畢竟是“亞聖”,比儒家的開山鼻祖老孔還低一個檔次。那麼,我們感興趣的是,孔老夫子是如何論說人性的呢?


  在《論語》中,孔夫子並沒有明說人性是本善還是本惡,這個老滑頭只給後人留下了一句模棱兩可的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意思是,人的本性是差不多的,但每個人後天受到的教育以及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卻很大。那麼,這“相近”之性到底是善還是惡?他老人家就沒了下文了。


  不過,從孔子的另外一些言論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出孔子的觀點。如,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富貴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可見,孔子承認人生來就有****。好逸惡勞,嫌貧愛富,貪權好色,趨利避害,這是人的天性。所謂“性相近也”,庶幾謂此。


  與孟子同時的告子,則持“人性本無善惡”論。他說:“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又說:“生之謂性。”“食色,性也。”(見《孟子·告子》)也就是說,人之初,一切都是出自生之本能,無所謂善惡。其實告子才是真正理解孔子思想的人。


  西漢時,又出現了“善惡混”說——文學家揚雄在其《法言·修身篇》裏說:“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善惡混”即說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將善的一面發揚光大則是個好人,使惡的一面發展膨脹則成壞人。看來楊雄是綜合了孟子與荀子的觀點,來了個“調和論”。其實“善惡混”說與告子的“人性本無善惡”論是有相通之處的。 


  無論是“性善說”、“性惡說”,還是“善惡混”和“人性本無善惡”論,都是似是而非的理論,都沒有跳出“善”與“惡”來洞察人性。


  二,人之初,性本私


  嬰兒剛出生之時,既不懂何為善,也不懂何為惡,他只有生之本能。譬如餓了便哭著要吃奶,他不會去想他的哭喊是否會引起大人的緊張、不安甚至煩感,也不管他吃奶是否會剝奪其兄弟姐妹吃奶的權利。這是孩子的一種本能!


  人之初,其本能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這是一種“私”。


  雖然中國的先賢們沒有明確提出“人性本私”說,但早就有了類似的觀點,如明代思想家李贄認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後治家必力;為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祿,則雖召之必不來矣;苟無高爵,則雖勸之必不至矣。”


  李贄所說的道理很簡單:耕田者、居家者、為學者、做官者,都是因為有收穫才辛勤勞作、努力積累、上進拼搏的。某貪官的名言“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倒是也道出了一個淺顯的道理。


  其實不僅人具有“性本私”的特性,世間各種生物,都有這個特性。


  孟子是主張人性本善的,但他一不留神也說了實話。他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如果兩者都可以得到, 孟老 先生是連魚也不放過的;如果只讓他挑一樣,他毫不猶豫地挑選熊掌——熊掌當然比魚貴重、比魚好吃了!


  我們看一種哲學思想的優劣,必須看這種文化是否構建在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上。世間形形色色的哲學思想,皆是關於人性的學問。


  儒家講養性、講修身、講明德、講慎獨、講致良知、講成德成聖、講內聖外王、講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性善”和“善惡混”為前提。其實,用不著儒家那些漂亮的道德說教,人逐利之本性會推動經濟的發展;人維護自身利益之需要會推動社會進步;人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會使他在現實中學會與他人相處,學會互助互利;人的自我實現需求會使人有道德、有理想、有操守。而儒家只注重道德的呼籲,而忽略了制度的建設,這是對人性認識不深的表現。


  三,人性與經濟


   20053月“兩會”召開期間,溫家寶在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界、農業界、工商聯委員聯組討論時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


    亞當·斯密是西方經濟學的鼻祖,是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者,其代表作《國富論》,指導西方迎來了自由經濟時代。其另一代表作《道德情操論》則是他年輕時期的作品,主要研究人與人之間的“同情”與“感恩”問題。亞當·斯密的理論有個前提,即:“人都是自私的。”也就是說,如果人不是自私的,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其實也可以這麼說:如果人不是自私的,市場經濟學理論也就成了空中樓閣。


    亞當·斯密認為,在經濟社會中,人都是標準的“經濟人”。“經濟人”的行為動機是個人私利,其行為是主觀為己,客觀為人。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他只有生產別人需要的商品才能賺到錢,所以,“經濟人”為了自己獲利,總是千方百計生產市場需要的東西,他在實現自己的利益的同時,也滿足了他人、滿足了社會的需要。


    所以,最好的經濟體制應該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民間因為利益的關係,會很好地處理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關係。亞當·斯密有個著名的短語:“一隻看不見的手”。正是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力地調節著市場供求關係,調節著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相互促進。 


  而主張“性本善”的地方,是不會產生市場經濟理論的。相信人性本善,便忽視了人對利益的追逐,從而搞出一些違背人性的政策,如將原本姓“私”的市場經濟改為姓“公”的計劃經濟,將本來可以放到民間的經濟實體收為國有,用政府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去搏擊市場規律那只“看不見的手”,結果當然是發展失衡、民生窮困、國家凋弊、經濟崩潰。


我們不妨也假設一下,如果人性不是自私的,如果人們都“大公無私”,那麼,社會就沒有了需求,社會沒有需求,也就不會有市場,市場經濟規律也就失去了作用。人也就不用想著獲利賺錢,投資、生產、經營就失去了動力,這樣一來,社會經濟就會退化,人類只有走向共同貧窮的絕路。上個世紀有多個國家搞“烏托邦”試驗,結果越搞國家人民越窮,已經向世人作了很好的證明。


  四,人性與政治


  人是“經濟人”,同時也是“社會人”,其私欲不可能脫離別人、脫離社會而無限膨脹,因此社會便需要秩序,人們便有了成立一個政府以管理社會的要求。美國的開國元勳麥迪森曾說:“政府本身即是人性的集大成者,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沒有必要成立政府。”


  光有政府不行,因為政府的組成人員也是人,是人就有私欲。如果有私欲的人有了權力,無疑可以利用權力侵犯他人的利益,這是比沒有政府更可怕的事情。所以,人們又需要對政府的權力進行制約,於是又產生建立一種既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又制約當權者利用權力侵犯他人利益的機制的要求,於是要制定法律,設立權力制衡機制,保護輿論監督。這一切,無不基於對人性的深刻認識。


  所以說,自私的本性,決定了人只要有條件、有權力,一定會最大限度地首先來維護、實現他自己、他的家族、他所在的團體的利益。在一個不合理的制度下,盛產貪官污吏是正常的,這是人的私欲所決定的。腐敗分子不見得都是壞人,普通民眾也不見得都是好人,無論讓誰掌握了不受制約不受監督的權力,都難免不淪為貪官污吏。不合理的體制,最終只能導致“無官不貪”,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只有思維還停留在朱元璋時代的人,才會像朱皇帝那樣百思不得其解,發出“吾欲盡誅貪官污吏,奈何朝殺而暮犯”的哀歎。


  或曰,古代的監察制度、懲貪措施,不能說不嚴厲,但就是不見效。這說明了什麼?


  這還要從文化傳統上找根源。我們總對人性有某種程度的幻想,認為人通過“修身”即可成“聖”,相信“慎獨”,相信自我約束、自我監督,相信靠“自律”可以成為清官、聖人。儘管也有“清官”特例,但總的來講,相信這些基於人性本善的說教是靠不住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已經是人們的共識。


  當然,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我不否認世事都有特例。所以,我們不妨承認世間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修養極高的“聖人”,但世間絕大多數人,都是亞當·斯密所說的標準的“經濟人”。研究人性,當然要面向絕大多數人的人性,而不是幾個特例。不要以為世間出現了幾隻三條腿的雞,就得出雞都長著三條腿的結論。如果將特例當作共性,一定會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五,人性與道德


  人是“經濟人”,是“政治人”,也是“道德人”。人之異於禽獸,就在於人是講道德的。


  說到道德,有人可能會問:既然承認人有道德,這不是說明“人性本善”嗎?如果說“人性本私”,難道在一群自私自利的傢伙中能產生道德?難道在一群自私自利的傢伙中能產生公平正義?


  答曰:人類的道德,人類的公平正義,當然也是源於人自私的本性。


  被譽為“第一流的分析家”的英國著名思想家大衛·休謨認為:“正是因為自私,才成就了正義,自私因此是建立正義的原始動機。”“善”也好,“惡”也好,“公平”也好,“正義”也好,必須要有個參照系。人間之事是不是公平正義,都是以人的利益為參照系的。蚊子因為吸人之血而被視為害蟲,如果你發現了一隻蚊子,即使它沒有叮你,你打死它,在你或他人看來,也是正義之舉。所以說,正義永遠是和人對自身利益的維護聯繫在一起的。


    正因為人類“性相近也”,所以,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是非判斷標準。當人們遇到不損害自己的根本利益的事情時,人會推己及人,會表現出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但如果某事與自己的根本利益相關,人的是非心、正義感便會大打折扣。所以,在行政、執法機關,人們才設計出了“回避”制度。


    亞當·斯密認為,人類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處在一種需要互相幫助的狀況之中,同時也面臨相互之間的傷害。人們的個人利益與社會是否繁榮安定相關。因此,人們自然對任何有損於社會的事情都懷有憎恨之情,人們會贊成嚴格執行正義法則,甚至贊成用死刑來懲罰那些違反法則的人。把破壞社會安定的人從世界上驅逐出去之後,其他的人看到他的下場也不敢步其後塵。(見《道德情操論》)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應當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只有互惠互利,社會才能和諧有序。而互惠互利的基礎,是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私欲,這樣才有可能接受別人的幫助,也有可能去幫助別人。如果人人無私欲,也就談不上“人人為我”。


  我們需要弘揚的道德,首先應該是合乎人性的道德,如利己利人、公平正義、合作共贏、互惠互利,而不是無視人性、高不可攀的什麼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捨己為人、無私奉獻之類的欺人之談。教人修成“聖人”的漂亮話,反而會使世道人心變得更加虛偽墮落。


  六,人的需求是多層面的


  英國哲學家斯賓塞認為,人都是自私的,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時候,不損害他人的利益,就是公正。人雖然都具有自私的本性,但是,如果對自己的私欲放任自流,就無法同社會的其他成員相處,最終受害的還是自己。所以,如何既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又能夠使自己與社會其他成員正常相處,便需要遵循人類在長期進化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的倫理道德。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利益不受社會其他成員的損害,才能逐步實現自己的各種需求。


  人的需求分多個層面,總的來講無非有二:一是物質需求,二是精神需求。物質需求不難理解,精神需求與物質需求相比,更豐富、更高級、更難得到滿足。總結一下,人的精神需要也不外乎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


  因為有安全需求,所以人們才需要成立政府,才需要實行法治,才需要社會的公平正義。


  社交需求也是每個“社會人”正當需求。人與人之間需要互惠互利,需要合作共贏。而一個有著良好社會關係的人,往往能獲得較大的利益,也更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權利。


  尊重需求由社交需求發展而來。人在社會交往中,被人尊重總會令人有極大的愉悅感和滿足感。一般來說,能給別人帶來利益的人、能維護別人利益的人、能給社會創造財富的人,也會贏得世人的感恩、尊重。而世人的尊敬,無疑會令人得到極大的愉悅和滿足。


  自我實現需求,則是一個人私欲得到滿足的極致。如果人失去了超出常人的****,也就沒有了上進心、沒有了道德感、沒有了愉悅感、沒有了成就感。


  所以說,人作為“經濟人”、“政治人”、“社會人”,“道德人”,都是以“人性本私”為前提的。一個沒有任何私欲的人是世間最可怕的動物,是不可理喻的,“善”與“惡”、“利”與“害”在他這裏也就失去了標準,也就不會有公平和正義。


  七,“性本私”不等於“性本惡”


  人們諱言“人性本私”,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將“私”與“惡”等同起來了,一提到“私”字,人們就覺得“罪莫大焉”,什麼“要鬥私批修”、“要大公無私”、“狠批私字一閃念”、“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明明是私有企業,卻偏要改說是“民營企業”,好像一沾上個私字,就沾上了罪惡。


  其實,“私”也並不等於“惡”,“性本私”不等於“性本惡”。


  但是,“性本私”畢竟很容易演變成“性本惡”。那麼,什麼情況下“私”會變成“惡”呢?我認為:當人因為一己之私利而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並進而損害社會公義的時候,“私欲”才會變成“罪惡”。


 如果人在維護自己的利益的時候並未損害別人的合法權益,亦未損害社會公義,那麼,這種私欲是正當的,應該得到社會上每一個成員的尊重,法律也要對此予以保護。尊重人類共有的東西,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自己。


  “性本惡”之說是對人的污辱。說人本性就是惡的,污辱別人的人性,其實也就是污辱了自己。


  而承認“人性本私”卻不是什麼可恥的事,這就如承認每個人都要吃喝拉撒睡一樣,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素,沒什麼見不得人的。我們既然敢說“人性本惡”,為什麼要諱言“人性本私”呢?


  八,“滅人欲”實是反人類


  孔子是承認人生來就有各種****的,儒家學派也不否認這一點。“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如何對待人欲,儒家學派卻步入了歧途。南宋理學家們宣導的“滅人欲,存天理”,便是典型的代表。


  人欲果可滅乎?吾未知其可也。別人不說,就說提出“滅人欲,存天理”這一口號的南宋理學代表人物朱熹,見到兩個尼姑不錯,他就顧不得滅自己的“人欲”了,竟娶她們做了小妾。監察禦史沈繼祖上疏彈劾朱熹,除了舉他娶二尼為妾的例子之外,還說朱熹與兒媳偷情,嚇得朱熹慌忙上疏認錯。


  倒也不能說所有人都做不到“滅人欲”,明代就出了個“滅人欲”的典型,此人姓海名瑞號剛峰,這可是個婦孺皆知的“清官”!海瑞前後“九娶”,兩個妻子被休棄,一個妻子暴死,一個小妾自殺。最令我氣憤的是,海瑞為了維護自己的光輝形象,竟將自己五歲的小女兒活活餓死。理由可笑得很,是因為小女孩吃了男僕送她的一個餅子。男女授受不親嘛!五歲的女孩也是女性,怎麼能隨便吃男僕送的餅子呢?這不是有辱海清官的清名嗎?於是海清官大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


  早就有通達之士看破了那些假道學偽君子“存自己之天理,滅他人之人欲”的伎倆。如清初思想家顏元質問:“欲之不存,性將安附?”說明人若沒有了****,也就失去了人之本性。


  不正視人與生俱來的私欲,不用法律手段來維護人的正當私利,動不動就在各種漂亮的口號下粗暴剝奪人的私有財產和權利,這是最大的惡!人的私心不被承認,人的私產不受保護,那麼,每個人都會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怖之中,即使貴為帝王,也會時時感到自己頭上高懸著一柄達摩克利斯劍。那麼,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反人性的社會。一個反人性的社會,必然會使人失去創造力,必然會使社會失去前進的動力。中國自秦漢以後,在政治經濟制度的創新、自然人文科學的發展方面出現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停滯,足以說明問題。


  九,“性本私”是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


  人自牙牙學語之時起,就開始接受成人的言傳身教。人們都是教孩子向善,無論是社會觀念還是文化傳統,都是教人向善的,沒有教人作惡的。這是因為,人性本私,而私欲若不合乎社會道德規範,就極易導致私欲膨脹,私欲膨脹,必會損害他人的利益,直至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每個人都不會容忍他人的私欲膨脹,所以總是教人向善,樂於宣傳大公無私,讚美先人後己,鼓勵忘我奉獻。沒有人願意別人自私自利、損公肥私、損人利己。於是,人們出於維護自己利益的需要,便漸漸達成一種共識,那就是將公而忘私、先人後己、無私奉獻作為一種社會公德肯定下來,讓全社會都朝這個方向努力,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護自身的私欲和私利。於是,勸人向善,就形成了社會輿論的主旋律。而這,卻是基於“性本私”。


  俄羅斯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哲學上的人本主義原理》中說:“人們根據經驗知道,每個人都是為自己設想,關心自己的利益要超過關心別人的利益,並且差不多總是犧牲別人的利益、榮譽和生命來成全自己的利益。總而言之,每個人都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義者。所有理智堅強的人在實際事務中總是抱著下面這種看法:利己主義是支配每一個與他們發生關係的人的行動的唯一動力。”與那些羞羞答答不願承認人性本私的思想家相比,車爾尼雪夫斯基無疑是那個說皇帝沒穿衣服的小男孩,他說出了實話,人們卻一時不願相信,甚至對他怒目而視。


  私有化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是人的本性所決定了的。後世的理想主義者們偏要“滅人欲”,偏要人們“狠鬥私字一閃念”,於是剝奪人們的生產資料,剝奪人們的私有財產,強行搞“大公無私”……違背人性瞎胡鬧的結果是民不聊生,餓殍遍野。安徽小崗村的村民私下搞家庭承包制,當年便取得了豐收。其後我們所進行的各種改革,關鍵點無不是在“順人欲”。“順人欲”就是“從人性”,“從人性”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發展。


  十,洞察人性有助於建設和諧社會


  或曰:你鼓吹“人性本私”,這不是在赤裸裸地宣揚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嗎?這樣會不會加深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感?會不會導致人們道德的日益墮落和社會風氣的日益變壞?


  答曰:說“人性本私”,只是道出了一個基本事實。正視人之本性,可以指導人們更恰當地與他人相處,不僅不會導致人們道德的日益墮落和社會風氣的日益變壞,相反,可以使我們的社會更加人性化、更加和諧!權力壟斷,權力通吃,才會導致人們道德的日益墮落和社會風氣的日益變壞。


  譬如說,在涉及經濟利益的時候,應該明白對方與自己一樣,要在利益分配方面盡可能地做到公平公正,自己不吃虧,對方也不能受損失,天平倒向任何一方,都會影響雙方的合作。


  同時,正視“人性本私”,將使人們更加重視契約的作用。市場經濟同時也是法治經濟,這樣反而比僅靠道德約束的社會更能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誠實守信,這是公認的美德。在法治社會中,一個人的信用記錄會伴其一生。一個不誠實不守信的人,是無法生存的。所以,當一個人因為利益的引誘想做不道德的事情之時,他首先要算一筆賬,即他的行為有多大收益;如果被人識破,他的損失將有多大。


  我們害怕別人崇尚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其實就是害怕人的私欲膨脹,害怕別人因為私欲膨脹而危及我們自己的合法的正當的利益和社會公義。


  正因人性本私,所以才需要“勸善”。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我們也不能迷信道德說教的作用。馬克思有句名言:“有300%的利潤,人們就敢於冒坐牢殺頭的風險。”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貪官們敢於“前腐後繼”了。如果沒有完善的法治和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反腐只能是越反越腐。貪官們在被抓後常常說“我受黨教育多年”云云,可見這多年的教育是多麼的蒼白無力!


  由於對人性缺乏深刻認識,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反人性的東西居多,所以一直沒有民主政治的萌芽。清末,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影響,大概我們今天仍會生活在皇帝的陰影之下。儒家的道德說教叫囂了兩千年,也沒見中國成為天堂;西方認為“人性本惡”,也沒見西方國家都成了地獄。


  如果一個人無權無勢,想隨意侵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但是,如果一個人有了不受制約的權力,那麼,利用權力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幾乎是必然的!將當權者不濫用權力的希望寄託在其個人品質上,希望當權者成為“ 明 君”、“清官”、“聖人”,不僅靠不住,而且這本身就是違背人性的妄想!


  美國總統布希在競選演講時有段話流傳廣泛,他說:“人類幾千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我們建設的和諧社會,目標是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如果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法治,沒有實現對權力的有效制約,那麼,掌權者必然以權謀私、貪腐成風,由此必然損害社會的公平正義。下行下效,整個社會將缺乏友愛,冷漠無情,假劣橫行,道德倫喪……所以說,實現民主法治,是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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